3、限制享有的权利囚犯限制享有的权利，是指囚犯因为其人身自由的实际限制而造成的。
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建立在对法治内涵和要素有明确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一个对法治内涵和要素不甚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有什么法治思维，不可能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
用内容合法的要求衡量我们的许多公权力行为，其中大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全国各地近年提出和发布的各种标语口号来说，违反法律规范、原则、精神的就为数不少。执政者不能认为自己选择的是法律手段，遵不遵守程序就无关重要。所谓权限合法，是指公权力行使者作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为之确定的权限。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争议，基于法治思维，都应遵守下述五项要求，并在整个决策、执行和解纷的过程中随时和不断审视其行为是否遵守和符合这些要求：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法治重视普遍性、原则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并不意味着法治否定或忽视个别性、特殊性、变动性和灵活性。
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用地征地审批权只有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享有。监督和问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权利的落实。人类在现代社会争取自由的实践过程中，已直面并勇敢地提出与回答了诸多重大问题，包括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正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民主实践，使正义成为现实的。不过，此后，在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尤其是事实上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社会一切实践活动的主导价值原则之后，全社会事实上奉行了唯效率的GDP主义价值取向，庸俗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在社会国家生活中事实上起主导作用。——不过，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来自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纠正了自身早期的那种庸俗功利主义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并将权力这头野兽拘束于民主政治的铁笼中。社会曾充满活力与朝气，正是这种活力与朝气推动中国突飞猛进30余年。
想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一般演进方向与规律的现代化道路，那是臆想。另一方面，又会在创造一系列新问题的同时，遮蔽一些社会问题。
先验制度主义在对完美正义本质寻找基础之上追求完美的正义世界，这种进路以完美制度安排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而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农村联产承包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本质上是将社会普通民众从集权中解放出来的一次伟大实践。自上而下主导式的改革图式，以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脱节的实践样式，决定了我们在总体上仍然秉持的是集权的社会生活方式。
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过去30余年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活动，存在着严重掠夺现象。没有完美无缺的正义制度，只有永恒的正义追求。人类文明演进没有一条普适的道路，但却有普遍的方向与规律。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否真的能够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演进一般规律与方向的道路？这里既需要哲学的思辨，亦需要对历史的洞悉与领悟。
我们应当且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普遍的文明演进方向与规律。其二，自由、民主、宪政中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及其回答。
以反特权为核心（反对权力、资本、身份、等级、血缘等一切特权），节制权力，规范资本，追求普遍、普通的正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斗争、经历战争年代幸存的各级领导人，其生命、尊严均得不到任何保障。
在当代中国思考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如果说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又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有其自身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有共同的发展方向。二、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我们必须正视并有理论勇气提出这一问题。森将历史上的正义思想区分为先验制度主义与比较的进路两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并逐渐深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种正义奠基于家长德才兼具、且能对所有家庭成员无偏颇的一视同仁——只有家长德才兼具、并对所有家庭成员无偏颇一视同仁，才能使父权式正义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当代中国正义理论思考，只有清晰洞察历史趋势与历史使命担当，才可能有合理的方向并获得应有的历史成就，否则，或者是隔靴搔痒，或者是无聊的文字游戏。
在森看来，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等属于先验制度主义进路，斯密、边沁、密尔、孔多塞、马克思以及他本人属于比较的进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改善，是对那些背离正义理念的东西的克服与消除，而不是相反。
思想、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父权式正义以集权为前提。
提出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必定有其历史规定与现实内容，必定有其需要克服、纠正的某种实存社会关系及其秩序。农村联产承包制与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核心是放权，使农民与经济活动者作为主人、主体出现在生产活动过程中。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否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翻开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一页，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走民主共和宪政的道路。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分别开创了正义论的理想主义建构路径与经验主义演进路径以来，理想建构与日常演进就一直成为西方正义理论与实践的两种基本类型。——不过，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来自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纠正了自身早期的那种庸俗功利主义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并将权力这头野兽拘束于民主政治的铁笼中。经济改革似乎是经济体制方面的，但是，它实质上是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变迁：普通百姓发现了独立身份、独特权益，要成为权利主体。
当然，森对于罗尔斯正义理论及其方法的批评，以及森自身这种日常生活改善型的正义实现路径，由于本就发生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且以罗尔斯所说的平等基本自由权利这一基本制度正义框架、背景性制度安排已经确立为前提，因而，不失合理性。此人民的正义有两个方面的鲜活内容：普遍的正义与普通的正义。
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会解决一些既有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的正义这一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克服权贵正义，通过克服权贵正义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的正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并逐渐深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什么私人的正当财产、权益、权利，等等，都在冠冕堂皇理由之下弃若撇履。
追求相对正义而不是绝对正义，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不正义的消除来推进正义，森思想中的这些重要内容，在当下，值得我们格外重视。无可否认，过去30余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仅使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高，而且亦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大规模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使许多人摆脱了饥饿、过上了小康生活。弱者常常渴求平等和正义。这种日常生活实践路径，是一种演进的而非激进的正义实践路径。
此客观是柏拉图理念意义上的，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理、天道。亚里士多德的这两段论述有几重含义：其一，存在着正义本身，正义是客观的。
正是这种普遍的正义（而不是特殊、少数人的正义）、普通民众的正义（而不是权贵的正义），才是当代中国曾突飞猛进、气象日新的秘密所在，才能合理解释中国近30余年的巨大变迁。在罗尔斯的心目中，这个背景性制度安排本身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奠基性的，因而，是极为重要的。
这样，对于正义的追求，就不再是一种浪漫理想与激情冲动，而是一种理性精神主导下的基于现实的逐步改善性活动。否定权贵正义，选择人民的正义，这是当代中国正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合理价值立场与方向。
